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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的茶马贸易_茶马古道贸易的特点_茶马古道主要贸易

2021-01-19 10:56:09分类:茶文化 阅读:44

 

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 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 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 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 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 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 ,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 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 。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 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 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 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 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 。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 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 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 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 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 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 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 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 ,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 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 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 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 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 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 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 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 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 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 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 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 ,“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 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 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 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 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 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 ,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 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 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守内虚外”的 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 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 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 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 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 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 历二年(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 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 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 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 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 、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 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 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 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 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 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互市,即用茶叶换马匹。封建社会里,在国家财经计划的范围内,由政府主持和组织的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它产生于唐代,盛行于宋朝和明朝,衰落于清朝。

在我国封建社会,马匹既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又是一种必要的军事装备,所以每个封建王朝都重视马政。中原地方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匹常常不能自给,往往求助于西部和塞外少数民族地区。茶叶,是我国传统的极为普遍的饮料,是北部西部边疆高寒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之生活必需品,因茶叶的芳香油具有消食生津、溶解脂肪、助兴助热之效用,使得这些边民须臾不可离茶。可是茶叶出产于我国中部、南部和西南、东南地方,为塞外“番地”所缺之物,必须通过贸易来获取。如此情状,便在互通有无的交换规律下,形成了茶马互市的必然形势与物质基础。

明代由官方督理的茶叶,主要有3种,即为官茶、商茶和贡茶。其中,贡茶是由产茶地区贡献给皇帝及宫室的御用物品;商茶是属于内贸范围的茶叶,令商人纳税领引而运销;官茶则是以赋税的形式由税衙茶课司征来贮入官库,用以专门边贸换马的特控物资。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朝廷仿照宋代之制,于川、陕的秦州、洮州、河州特设茶马司3处,令其各自负责茶马互市事务。永乐以后,朝廷又派出巡茶御史,巡察各司,总体督理茶马贸易,并兼巡边防。

按照规定,例征官茶,于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各地方茶课司建立4个茶仓暂贮。尔后,将之运往各茶马司库,随时听令调拨,及时易马。由茶叶产地到边地茶马司贮库,路途遥远,中经8个转动站,劳民甚重。等到钦差捧金牌出关外主持茶马交易时,官吏又要督饬军士运茶到青藏高原等少数民族那里,现货交换,行程达5000里。原来互市初具规模时,仅将汉中茶和四川巴茶投入边贸,后来由于货源不足,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将湖南湖北茶叶也大批量地输进互市。而且,自弘治三年(1490年)后,朝廷让内地市场的商茶也进入边贸互市──晋、陕商人和湖广商人纷纷趋利而来,将所运茶叶的40%归官,用于购马,其余60%归己,自由销售,开拓西北边地民间茶市,从而扩大了边地官贸和内地茶叶产区的联系。

明朝每3年派人招集西藏、青海、甘肃的回、藏、蒙、裕固、撒拉等民族各部首领,合符交马一次。茶马比价,最初议定为:每匹上马换茶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在每3年一次的互市活动中,约以50余万公斤茶叶换回1.38万匹马,每年平均获马4600匹。到弘治年间,暂时将马价调高,以一匹中马换茶叶100斤。万历时又将茶价调高,用40斤茶叶换一匹中马。

茶马贸易,完全是一种官办的政府行为,交换市场的自身职能被限制在政治化的格局中,充满了统治者的边疆经略气氛和衙门色彩。所以,互市中的茶马比价,绝不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不可能是等价交换的物物互易,而很多时候是一种脱离行情的官僚主义的主观估算,是一种来自朝廷的政策规定,一经规定,多年不变。

因为以茶叶为生活必需品的回、藏、蒙等民族,对内地或对朝廷存在着商贸上的依赖性,由此而逐渐地影响到政治上的倾向性。明朝统治者通过茶马互市,既得到了所需马匹,同时又扩展了自己在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影响,如此对于国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对边疆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互利互惠、民族团结、政治协调的积极效果。

关于明朝官营茶马贸易衰落的原因,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私茶泛滥,而私茶泛滥又是极不合理的茶马比价所导致。 通过研究发现,在明朝茶马贸易的不同阶段,私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作用亦不尽相同。 在第一阶段,私茶产生于不合理的茶马比价,但这一时期的私茶尚不足以导致官营茶马贸易的破坏。 在第二阶段,官营茶叶运输的难以作为导致官营茶马贸易几近瘫痪,私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抢占了官营茶马贸易市场,直至泛滥成灾。 由于私茶泛滥,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已不再是破坏官营茶马贸易的罪魁祸首。 在第三阶段,新的茶马贸易引进商人参与,既解决了长期困扰朝廷的茶叶运输问题,又缓解了朝廷资金短缺之难,恢复了长期停办的“纳马差发”。 而此阶段私茶主要表现为无“引”茶商增多; 运输中“夹带”私茶增多; 将质次价高的茶叶交与官府,好茶留给自行销售,牟取暴利。 关键词 明朝 茶马贸易 私茶 作者武沐,1958年生, 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翔,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 地址: 兰州市嘉峪关西路兰州大学一分部,邮编730020。

导 论

本文主要针对以下观点展开讨论:(1)促成明朝茶马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私茶泛滥,而私茶泛滥又是极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导致。(2)明朝吏治腐败,国家行政能力低下也是明朝茶马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3)藏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仅靠给政府的“酬茶”远不能满足需要,有相当一部分“野番”得不到“酬茶”,这也是私茶产生的原因。(4)私茶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经济活动,必然要求扩大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所以私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在这些观点中,第1种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几乎所有的论著均持此观点。第2种观点是对第1种观点的补充与扩展。第3、4种观点更多的是着眼于宏观解释。本文作者之一武沐曾与金燕红合作在《西藏研究》2014年第1期发表了《明初茶马贸易衰败原因的再辨析》一文,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的认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论述不够透彻,观点不够明晰,论证不够深入,所以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为了更好地论述,本文将明代的茶马贸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洪武、永乐两朝对茶马贸易的垄断;第二阶段宣德至成化年间,官营茶马贸易日益衰败;第三阶段弘治以来茶马贸易的改革。

一、第一阶段:洪武、永乐两朝对茶马贸易的垄断

这一阶段茶马贸易的主要特点有:(1)洪武、永乐时期朝廷对茶马贸易实行全面垄断,包括交易时间、地点、数量、方式、价格等,商人不得参与。(2)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导致私茶随机而生,但尚未对官营茶马贸易构成足够的威胁。

明廷之所以在茶马贸易中实行国家垄断,我们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所决定:

(1)茶马贸易中明朝政府是最大的购买者。明朝是一个马匹资源非常匮乏的朝代,战马的来源一直是朝廷关注的要政,谓之“马政”。所谓“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马于兵政为最大”。万历《大明会典》载,永乐年间全国拥有军马34万匹,分布在北方各镇,其中甘肃镇有军马不足3万匹。明朝军马的来源主要有五个途径:一是从战场缴获而来。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诏陕西西宁卫以征北所获马、牛、羊万九千三百八十三给诸军牧养”;一是通过与周边游牧民族贸易而来;一是靠民间蓄养马匹;一是从西北各游牧民族以及西域诸国的朝贡中获得;一是靠国家牧马场的蓄养,而国家牧马场所畜养的马匹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述几个途径。由于北元的存在,明朝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实际成为上述五个途径中最主要的途径。事实上,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茶马贸易,马匹的最终归宿都是流向明廷。所以作为最大的马匹购买者,明廷对于茶马贸易如何实施握有绝对的话语权。

(2)明廷拥有充裕的茶叶资源。明朝用于茶马贸易的茶叶主要产于川陕两省的汉中、保宁和成都诸府茶园。朝廷以征收赋税的形式将课茶运往西北,“易马西番”,这其中四川巴茶产区凡477处,茶238.7万株,茶户315,岁计得茶1.9万斤。朝廷在碉门、永宁、筠连等剪刀粗叶茶产区设永宁茶局一,曰界首镇,岁收茶18.8万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门,岁收茶41.2万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岁收茶7 430斤;曰安州,岁收茶1.3万斤;曰筠连州,岁收茶29.6万斤。政府按什一税征收于官。弘治时明廷复杨一清奏云:“查得洪武、永乐年间旧例,三年一次,番人该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价茶先期于四川保宁等府约运一百万斤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内西宁茶马司收三十一万六千九百七十斤;河州茶马司收四十五万四千三十斤;洮州茶马司收二十二万九千斤”。在三年时间内将100万斤茶叶运送到西宁、河州、洮州三个茶马司,平均每年有价茶约30余万斤运送到三个茶马司,这还仅限于甘青两省供应纳马差发所用,若加之四川茶马司以及纳马差发以外的官茶需求,明廷每年的茶叶供应量是相当大的。

充裕的茶叶资源使得明廷在茶马贸易中成为最大的茶叶供应商,而这反过来又巩固和提升了明廷在官营茶马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3)垄断性的官营茶马贸易是实现“以茶驭番”的主要手段。明廷实行官营茶马贸易绝非仅仅为了获取马匹。朱元璋曾毫不掩饰地说:“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所谓以备国用一语道出了明廷实行官营茶马贸易除了获取军马外,还有政治需要,那就是利用官营茶马贸易达到“以茶驭番”、“安靖地方”的目的。而这一目的的重要性在后人看来甚至超过以茶易马本身,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招谕河州诸番族以茶易马,皆降之”。杨一清在《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御番夷安靖地方事》中云:“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驻扎。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嘉靖时巡茶御史刘良卿言:“陕西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此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概视也”。然而要想达到“以茶驭番”的目的,在明初最好的方式就是垄断性的官营茶马贸易。

(4)官府垄断茶马贸易可以攫取丰厚的经济利益。明初的茶马比价是朝廷凭借垄断地位强行制定的,其中除个别茶马比价曾达到每匹马给茶120斤的市场价格外,大多在每匹马给茶40斤至80斤之间。明廷因此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在这里垄断性的茶马贸易成为朝廷攫取丰厚经济利益的前提,但扭曲的茶马比价同时也导致私营茶商铤而走险,偷贩私茶。

(5)明朝可以动用强大的行政资源维护官营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这里所说的行政资源一是指国家可以为官营茶马贸易设置专门机构,如监督茶税征收和茶叶运输的四川等处茶盐都转运司,负责交易、储存的河州、西宁、洮州、雅州、陕西茶马司等。二是指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打击私茶贩运,维护官营茶马贸易,如“纳马差发”、“金牌信符”等。三是指国家有一支高效廉洁的管理队伍。

(6)明初朝廷有能力动用大量屯军、民夫以保障官营茶马贸易中茶叶的运输。杨一清曾讲述了洪武、永乐两朝茶叶运输的基本流程:“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运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予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由朝廷指派屯军或雇佣民夫运送茶叶,而不是由商人或其他人员运送茶叶的做法,在明英宗时仍在实行。英宗正统九年(1444)就有“给陕西运茶军人月粮三斗”的记载。本文之所以将这一条单独列出,是因为本文的所有论证恰恰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只是在洪武、永乐两朝这一点尚未构成问题。

当我们了解了洪武、永乐两朝为何要实行官营茶马贸易后,接下来讨论的是:

(1)伴随洪武、永乐两朝官营茶马贸易而生的私茶贩运是否对官营茶马贸易构成致命的威胁。洪武、永乐两朝私茶的产生是由于朝廷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导致,这一点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私茶贩运除了来自民间,更多的是“近年各边贩茶通番,多系将官、军官子弟”。为了防堵私茶贩运,洪武、永乐两朝多次颁布了严禁私茶的法律规定,如“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杖一百,徙三年,茶货、车船、头匹并须入官”。“有以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极刑”。“祖宗茶马禁例,私通,罪必至死”。洪武三十年(1397)六月,驸马欧阳伦私贩茶叶事发,明太祖诏“以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第二年,朝廷进一步申明,“出榜以后,守把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人同罪;贩茶人处斩,妻小入官”。永乐六年(1408)诏令:“若有私贩出境,拿获到官,定将犯人与本处不用心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

在如此严厉的法律高压下,此阶段私茶规模无论是贩运人数、还是贩运数量均十分有限,而且朝廷上下的氛围也极不利于私茶贩卖。杨一清回顾云:洪武、永乐时,兴贩私茶将被处死,所以当时很少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即使有一两个贩卖私茶的人,其夹带不过四、五斤,最多十斤而已。哪里像现在贩卖私茶的人,招摇过市,根本不怕官府。

上述记载表明,洪武、永乐两朝对于贩卖私茶的打击是非常严厉的,甚至不惜诛杀当朝驸马以儆效尤,这对于遏制私茶滥觞起到决定作用。所以洪武、永乐两朝虽然存在着私茶贩卖现象,但对于官营茶马贸易尚不足以构成威胁。所谓此阶段私茶贩运是导致茶马贸易衰败的观点,显然是夸大了私茶贩运的破坏力。

(2)关于茶叶市场需求量大,官营茶马贸易无法满足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藏区茶叶的需求量的确大于官营茶马贸易的供应能力,但洪武、永乐两朝的表现证明,官府所拥有的茶叶资源完全可以满足藏区需要,所以无论是“纳马差发”,还是其他形式的茶马贸易,朝廷都持以欢迎态度,绝非限于“酬茶”。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廷榜谕河州等处,禁止民间私贩官马。吐蕃之马匹无印者及牛羊杂畜之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卖,官吏阻止者罪。洪武三十年(1397),“兰州奏朵甘、乌思藏使臣以私茶出境。守关者执之,请寘于法。上曰:禁令以防关吏及贩鬻者,其远人将以自用,一时冒禁,勿论。”永乐三年(1405),四川布政司言:“诸番以马易茶者例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等物出关,今番商往往以马易茶及以他货易布。司遵禁例,又虑杜绝远人。上曰: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所谓有相当一部分“野番”得不到“酬茶”,是因为“野番”相距遥远或因部落阻隔无法直接参与茶马贸易,但他们可以间接地获取茶叶,只是这样的贸易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

(3)明朝吏治腐败,国家行政能力低下是明朝茶马贸易衰落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乍一看谁也无法否认,但实际上洪武、永乐两朝这一命题基本不成立。洪武、永乐两朝是有明一代最为廉洁、国家行政能力最为高效的时期,未见吏治呈现大面积的腐败。所以说此阶段即使存在着吏治腐败,其对于私茶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4)说私茶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一种经济活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当代市场经济的一些原理套用到市场经济极不发达的明初汉藏走廊地区。在我们看来,洪武、永乐两朝的官营茶马贸易除茶马比价不合理外,合理因素远多于不合理因素,更何况官营茶马贸易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

二、第二阶段: 宣德至成化年间官营茶马贸易日益衰败

(1)导致此阶段私茶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茶叶运输上难以作为,从而导致官营茶马贸易的极度萎缩,以至于不得不大范围、长时间停办官营茶马贸易。对于这一事实,明代官方文献中留有大量记载,允择其要:宣德年间,四川参政李衡奏:“户部勘合,令民运河州茶马司茶六十万斤赴陕西。比因松潘等处番寇作乱,发兵剿捕,其旁近州县民皆惊溃。而发成都等府民六十余万往运,军饷民力不足,乞暂停运。上谓尚书夏原吉曰:蜀地险民贫,今方用兵,供给实难,安可复以不急之务扰之。民扰则不安,不安则怨,怨则为非。宜从衡所言,止勿运。凡诸司有买办于彼者,悉令停止。”杨一清曾尝试用官银购买茶叶,再用茶叶易马。这样做虽然可为官府节省大量官银,但唯一令他担忧的仍然是这样做需要动用大量官夫运送茶叶。可见动用大量官夫运送茶叶在当时已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户部证实:若按洪武、永乐旧例,四川军民运赴茶叶至陕西交界处,然后由陕西军民转运到各茶马司。如此转输数千里,所需巨额费用,朝廷捉襟见肘。所以宣德、正统以来,面对北元战事,朝廷必须优先保证粮饷运输,至于官营茶马贸易则势在难行,至今已停止60多年,尚未恢复。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是明朝政府亲手断送了洪武、永乐两朝的官营茶马贸易。

朝廷缺少官军或民夫转输茶叶,一方面是由于与北元作战明朝军队伤亡过大,如“土木之变”,50万明朝军队所剩无几;另一方面,官员、贵戚大量侵占军屯田亩,逼迫军户流离失所,逃亡他乡。仅正统三年(1438),明廷清军御史就曾清理出逃亡屯军120万。

政府被迫停止官营茶马贸易的直接后果就是私茶贩卖的大举进入,从而迅速填补了因官营茶马贸易缺失而导致的市场空白。茶马贸易不得不听由私茶承担主角。所以从这一点看,政府茶叶转输的难以作为是此阶段官营茶马贸易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而私茶泛滥仅仅是果。

(2)这一阶段由于私茶泛滥,茶马比价普遍随行就市,政府强行制定的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宣告退出,所以此阶段基本不存在市场价格导致私茶泛滥,而是市场份额变化导致私茶泛滥。

(3)严禁私茶与私茶猖獗。此阶段朝廷对于禁贩私茶依然固守着洪武、永乐时期的法律,但官军无力转输茶叶导致私茶泛滥的现实,又使得官府陷于非常无奈与尴尬的处境,只得对私茶贩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贩私茶流于形式。正统十年(1445),朝廷曾组织“往川陕运茶四十二万斤有奇,赴洮州等茶马司买马”。由于数量巨大,朝廷不得不特派刑部侍郎丁铉持金牌信符全程监督。实际上,“每年运茶入番,其洮州等三卫军官往往夹带私茶,以致茶价亏损,马数不敷”,故陕西右布政使王暹上言,建议遵照永乐时的惯例,仍设监察御史,分别监督,以革宿弊。这一案例展示了在私茶的侵蚀下,朝廷吏治的腐败早已渗透到基层。所以说是私茶泛滥引领了吏治腐败与国家行政能力低下,而不是相反,但吏治腐败与国家行政能力低下又反过来助长了私茶的进一步泛滥。两者之间既是因果关系,又相辅相成。所谓吏治腐败与国家行政能力低下导致私茶泛滥恰恰颠倒了两者最初的关系。

(4)与前一阶段相比,此阶段私茶贩卖手法变化多端。杨一清将其归结为三大类:第一类贩卖私茶主要由官贵之家担当主角,他们手握大权,呼风唤雨。第二类参与者主要是边镇军民,他们熟知当地各族语言,凭借人熟路通,沆瀣一气,游走于各部落之间。第三类为内地中小私茶贩运者。所有这些人都是利用此阶段法律松弛,钻法律空挡,内外勾结,贩卖私茶。不过杨一清所举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三、第三阶段: 弘治以来 茶马贸易的改革

(1)茶马贸易市场愈来愈大,茶叶课税却未见增长。私茶泛滥即拓展了茶马贸易市场,也促进了茶叶种植。所谓成化以来,户口日益增长,茶园增加不计其数,但问题是朝廷的茶课却未见增加。“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而商贩私鬻至百余万以为常”。其中缘由正如杨一清调查指出:各地皇亲贵戚、官僚奸顽,年年到山区串通收卖,私下与藏区交易,获取暴利,以此造成藏区各部不愿与朝廷贸易,马政亦日渐沮坏。

(2)国家急需马匹作战,但作为马匹主要来源之一的国家苑马寺竟处于无马可供的困境。明初太仆寺在西北地区设有多处苑马寺,仅陕西(包括今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布政司境内就分布着12监48苑,蓄养规模之大,无出其右。若以明朝上苑牧马万匹,中苑牧马七千匹,下苑牧马四千匹计之,陕西苑马寺拥有马匹不少于24万。但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弘治年间的陕西苑马寺,草场从13万余亩下降为6万余亩,24万军马只剩下2000余匹,马政一落千丈。而这正是朝廷为何急忙派杨一清清理马政、督查茶马贸易的缘由。

(3)创新茶马贸易模式。在新的茶马贸易模式出来之前,茶叶转输始终困扰朝廷,这一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藏区的“纳马差发”就无法恢复,朝廷对沿边藏区的控制也难以奏效。明朝政府曾先后采用“招商纳马”或“开中粮茶”以及革除陕西、甘肃茶马司等措施试图扭转困境,但这些尝试还是着眼于官营垄断,对于如何破解官营茶马贸易难以运行的根结——茶叶转输问题,依然无助。

面对如此困局,杨一清经过反复调查和缜密筹措,相继推出官商合办茶马贸易的举措,将政府垄断茶马贸易改革为官督商运、官商共销模式,即“纳马中茶”与“纳马差发”相结合。这一模式直至嘉靖年间才最终完成。

新的官商合办茶马贸易模式大体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官督商运。具体为茶商在官府购买“引票”,挂号定限。茶商凭“引票”在政府指定的产茶区收购茶叶,然后按规定重量压制成包,运送到指定的茶马司。每张“引票”可购正茶100斤(当时1斤合596.82克,100斤即29.84千克),附带损耗茶10斤,称为“附茶”(俗称“副茶”、“茯茶”),共计110斤。“引票”又可称为“茶引”或“引”。第二部分为官商共销。当茶商凭“茶引”、“茶由”通过沿途关卡,将茶叶运送到边地后,一半交由当地茶马司,茶马司按成本价收购,然后实施“纳马差发”。运送到茶马司的茶叶,每处不得超过10万斤,一般为7—8万斤。每个茶商所卖茶叶不得超过1万斤,其价格大体为1000斤茶折银50 两。茶商交与茶马司后剩余的另一半茶叶,可按市场价就地销售。销售所得足以收回成本和利润。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茶商必须向朝廷购买“引票”。

改革后的茶马贸易模式,首先解决了朝廷运输茶叶的难题,同时对于缓解朝廷资金短缺亦有极大的帮助。当朝廷重新握有充裕的茶叶后,“纳马差发”从长期停办的状态恢复到原有规模。随后朝廷又以“堪合纳马”取代被迫停用的“金牌信符”。嘉靖时,陕西巡按御史刘希龙针对茶马贸易又题奏四条建议:一是废除官营茶叶运输。原有茶叶运输自汉中至各茶马司,每年雇民夫需要银两万余两,费用极高。今后应当根据运途远近,听候茶商自行雇佣茶夫运输,如此每年政府仅需要一千两白银就可以解决问题。二是开中以便召易。往年开中茶叶不过60万斤,如今增长至100多万斤,致使官府茶叶堆积腐烂,难以易马。今后每年开中茶叶以80万斤为限,其交官府40的万斤中,30万斤用以“纳马差发”,其余储存备用。三是清理库存陈茶,杜绝抵换之弊。四是给苑马寺牧军按月发放粮饷,与操军一视同仁。这些建议均被朝廷采纳,从而使得茶马贸易得以进一步完备。

在新的茶马贸易框架中,茶马贸易的主体由朝廷垄断或无政府状态规范为政府、商人合作,以市场为导向。然而,新的茶马贸易又衍生了新形式的私茶,即在收购环节上,无“引”茶商增多;在运输环节上,私茶“夹带”增多;在销售环节上,不良商贩将质次价高的茶叶卖给官府,将好茶叶自行销售,从中牟利。

结 论

(1)不合理的茶马比价的确是第一阶段私茶产生的主要原因,但认为由此产生的私茶是导致明朝官营茶马贸易衰败的罪魁祸首则有夸大之嫌。不合理的茶马比价主要出现在明朝初年,在其他两个阶段,它几乎销声匿迹。

(2)明朝政府是官营茶马贸易衰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主要源于朝廷在茶叶运输上的难以作为。私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泛滥成灾。它与茶马比价无关,与主要经营者的更替有直接关系。私茶泛滥催生了吏治腐败,而吏治腐败有进一步加速了私茶泛滥。

(3)茶马贸易的改革,首先解决了茶叶运输的问题。新的模式是将茶商引入茶马贸易,官商合办。

(4)明代茶马贸易中私茶产生的原因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其表现形式亦不尽相同,只有动态地观察和研究茶马贸易,方可避免划一而定。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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