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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界历史片段_普洱熟茶历史_如何冲泡普洱茶

2021-01-16 10:58:42分类:茶文化 阅读:81

 

普洱历史图片

和张宝三会长聊天,张主任说,吴疆啊,以后少写点得罪人的东西了。我说:好,以后好好夸夸假大师。不过,我说的东西在肚子里嘀咕,怎么写还是自己的事情。

普洱熟茶历史图片

延续昨日之话题。张主任说某茶商,自己成立了一个昆明某茶行业协会,自任会长。初,张主任认为实力雄厚,能当会长,自然讲信誉,遂介绍河北霸州一房地产商认识。张主任原为河北籍人士,家乡情结自然存在,但是,主要目的在于振兴普洱。

北方市场北京马连道为重中之重,但是,市场也极为混乱。

于是,另起炉灶的想法有之。刚好霸州的房地产商有意打造普洱茶商城,昆明某会长也有雄心壮志,胸脯拍紫了的保证完成任务。某茶商与霸州房地产密切洽谈后,正式决定与对方洽谈,张主任自然重视,于是,亲自带队,某会长也几乎倾巢出动。

对方极为重视,原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普洱茶协会会长,昆明某会长,这样的规格驾临一个县级市,自然,隆重接待。

会谈的主要目的在于谈另建马连道商城事宜,会谈大约是愉快的,双方大约是达成某些框架性的协议的。

紧接着出了一台事,某会长自带了一个茶艺表演团队,人数不多,3-4人吧,表演完毕,收了对方3.5万元的茶艺表演费用。张主任听说后,当场表示,不合适吧,我们是来谈合作,又不是来搞表演,别人短短几天花了二三十万,再要收费,实在不合适,建议昆明某会长退掉。某茶商也即某会长当场爽快答应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谁知道,返昆后才发现该茶商没退钱。

当然,帮助霸州建立普洱茶商城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有下文的。

因为原本就是小茶商,不是说自己拉了几个人成立个草台班子协会就会弄商业地产的。当然,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紧接着该茶商觉得昆明一个地级市的会长当得不过瘾,还是要搞一个省级茶叶协会的会长当当才来劲。于是,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成立(大概是这名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同志担任名誉会长,该茶商自任副会长,执行会长,其实就是会长吧。

协会成立初,也开了些会,媒体也配合宣传了一下。陈主席原为农学出身,茶叶的事事关农业,自然很关注,看见协会的事情像模像样,自然就放手让该茶商该会长同志大管特管。

但是,后来,发现协会内部来反映情况的同志,茶商,茶厂老板的越来越多,于是,调查了一下,发现,原来该茶商成立省级协会的目的不在于为产业服务,只为了收钱。

旁人不知道,还以为是省级领导在给他撑腰,自然是纳粮纳贡,但是,该执行会长实事不办一件。于是,与“石杰”被赶出柏联温泉的一样的事情发生了,该执行会长被赶出了自己成立的省级茶叶协会!

这也算普洱茶行业发生的一段奇闻吧。联想到这两年越来越多的盟主,协会会长,大师,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卖茶的、卖文字的吗?装B有用吗?装大师有用吗?装专家有用吗?该是啥不就是个啥,台湾的猪、北京的猪、云南的猪,拉去纽约回来就不是猪了吗?

还是记录一个时间地点吧:2014年7月4日下午,于云南省普洱茶协会会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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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金笔

一、2008年我开始写作传奇版《普洱茶营销》,请了云南最了解历史的邹家驹先生审稿、云南省老领导张宝三作序。张主任很谦虚,说自己不懂茶,要介绍另外的领导看看,我嫌距离远自己也偷懒,于是,张另介绍了一在昆明的领导的看稿子。稿子看完后,领导说:你这

一、2008年我开始写作传奇版《普洱茶营销》,请了云南最了解历史的邹家驹先生审稿、云南省老领导张宝三作序。张主任很谦虚,说自己不懂茶,要介绍另外的领导看看,我嫌距离远自己也偷懒,于是,张另介绍了一在昆明的领导的看稿子。稿子看完后,领导说:你这样写,把人家饭碗砸了么,还是要考虑政治需要。

二、这段话,让我万分惊讶,也一直有个大大的问号在脑子里存在。原来皇帝的新衣是大家都清楚的!这个疑问在前几天的新闻中得到解答。但是,另一个疑问又产生了,那些江湖骗子的后台轰然倒塌了,这些骗子和骗子茶还能横行普洱江湖多久呢?前两天还有该领导扶持起来的江湖骗子攻击我,还能攻击多久呢?

三、2009年,普洱茶市跌至冰点,云南省政府组织茶企去香港推广普洱茶,邹炳良、卢国龄也参加了该次茶展,返程中途经某省,某省公安厅长也属普洱茶迷,听说大师光临本省,一定要邀约两位去品老茶。当日开了一片红印,厅长说10万元一片他在香港买了三片。品尝出门,邹对卢言:500一片卖给我也不要。

四、2004年,普洱茶尚未发迹,但是,资本的纷纷投入,已让普洱势头良好。某地级市决定评选世界范围内的十大杰出人物。当时,云南省茶叶协会是唯一的省级协会,邹家驹时任会长,某领导安排邹家驹任十杰,邹一看名单,自己打假的名单个个在场,让自己和骗子同台授奖?无论如何也不干。

五、本来,一个地级市号称世界级的评选活动在业界是毫无影响力的。但是,黄袍加身的待遇,让江湖游医一下登上了普洱茶的正规舞台,以此为噱头,这些人江湖人都成了所谓大师,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也孕育、发生和发展于中国的南方。“六朝”,是史学界指我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中国上古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广大南方如《史记》所记,至汉朝时还依然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只能根据不多的记载,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1、巴蜀是茶叶文化的摇篮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賨、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末,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鉏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又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代纣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即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西晋的情况,既然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末,《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地,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脸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三世纪上)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令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茶业重心的东移

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于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唐以前写作“荼陵”。《路史》引《衡州围经》载:“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而名县的。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县,这表明秦汉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还是在巴蜀。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继续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如上面引及的《广雅》所说:“荆巴间采茶作饼”。这条记载,将“荆、巴”并提,表明三国时,至少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便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三国志·吴志》(285年前后)孙皓“以茶当酒”的故事来补证。是书《韦曜传》记称,孙皓嗣位后,常举宴狂饮,韦曜酒量不大,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常为裁减,或密踢茶以当酒”。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因为孙皓“初见”韦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孙皓是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孙权,把国都一度(公元265~266年)迁至宜昌。所以,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

三国时,孙吴据有现在苏、皖、赣、鄂、湘、桂一部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的历史不长,但它的短暂统一,不仅如杜育《赋》(4世纪前期)所形容的:“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厉生草,弥谷被岗”,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发展,而且也如左思(250?一305?年)《娇女》所说“心为茶剧,吹嘘对鼎厉”,这时随政治、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关于这点,在刘琨写给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证明。据一些文献引述的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270~314年)称:“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惠帝时封广武侯,愍帝初任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长期与汉、赵相持,晋室南迁后,因孤守无援,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杀。兖州在晋惠帝时沦没,后州治辗转流寄山东、江苏很多地方,刘演任“南兖州”刺史的时间,当是在兖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据上述两点,刘琨这封信的时间,多半是他永嘉、建兴孤守并州时所书。这封信与茶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这里称“恒假真茶”,有的书作“常仰真茶”。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上的茶叶,常常有假,这也正好证实了其时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贸易。

关于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从这两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说明。一是《荆州土地记》(撰写人及成书年代不详)。这部书早佚,现存的二处茶叶资料,一见于《齐民要术》的引文,其称“浮陵茶最好”;一见于《北堂书钞》,其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齐民要术》中所说的“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武陵出产的茶“最好”。据考证,《荆州土地记》,似是西晋时代的作品。那末,西晋时我国的茶叶是否以武陵为最好呢?这可以东晋前期常璩《华阳国志》的有关内容来反证。《华阳国志》是记述汉中、巴蜀和南中等历史、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条: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县,“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西晋末年曾任成汉官吏,东晋时迁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写《华阳国志》前,当看过《荆州土地记》或听到过武陵茶的评价,所以常璩在书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级来区分各地出产茶叶的质第,但唯独不提这些地方的茶叶何者最好,这或许其时荆州制茶已超过巴蜀或与巴蜀已不相伯仲的关系。因此,从现存的茶叶史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

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建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646年)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关于这点,《晋中兴书》(王世几)陆纳尚茶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其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这时茶已成为某些达官贵人用以标榜节俭和朴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被吸收过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又如《南开书·武帝本纪》(6世纪前期)载,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齐武帝临终时又诏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平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通过这样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无疑对这种风俗是一大推动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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