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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悠的茶马古道

2021-01-05 10:56:22分类:茶文化 阅读:29

 

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图片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每次打开地图,我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山脉西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方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横上世界屋脊的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古道。我敢说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道路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条道路上默默行走。

踏上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石板上嵌有的二寸多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铁索吊桥和圆木架成的悬臂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设而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岩下,时时可见森森白骨,我将在本书中写到的主人公赵应仙老先生当年就亲眼见过整架整架架在大树上的白骨,那是雪山洪水卷走骡马后留下的杰作。许多岩洞、道旁被火焰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拆着无数代马帮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沿途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

中华民族拥有一个地理上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有雪岭大漠,东、南部临无际沧海,西、南面则是大山大江横亘。要发展,要交流,就必须打破地理环境的拘束。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联接地域文化,打通对外交流途径的道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在想,大约二千年前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那儿突然看到产自中国汉地的邛竹杖等等,会是怎样的惊讶。他据其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蜜,由天山南北两路过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对外交通途径。于是,雄才大略,个性豪强的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105年两次用兵云南,征服了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大理、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使古道一带的地域第一次纳人了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其实,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藏族先民及氐羌族系中的各族群已经分布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各族先民之间已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并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及至唐时,樊绰在其《蛮书》中就清楚提到了由滇入吐蕃的道路,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云南本是山茶科植物的家乡,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巴达山及勐腊县易武、象明山区以及思茅一带发现的一批家培和野生的被人们称之为茶王树的大茶树证明了这点。它们的树龄在800年以上。1980年在巴达发现的野生大茶树,初步鉴定树龄达1700年。而据历史文献载,1,200多年前南诏时的银生、开南节度辖区(即今云南元江以南地区)内已盛产茶叶,是闻名遐迩的普洱茶产地。也就在这一时期,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东发展的一支到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据藏族典籍载,他们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顿使它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的生活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

千百年来,在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金沙江的幽深峡谷之间,在川、滇、藏三省交汇的“大三角”的原野丛林之中,盘曲延伸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过始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进入尼泊尔。古道险窄幽深,斗折蛇形,曲曲折折,这就是与“丝绸之路”齐名天下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商业要道,它更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传播的通道。

四川、云南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天全边茶”享誉蜀中。与盛产茶叶的川蜀地区唇齿相依的藏族同胞世世代代对茶叶却是十分渴求的,在汉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艰于粒食”,“以茶为命”,“如不得茶、非病即死”之类的记载。藏族民族中也有“汉家饭裹腹、藏家茶饱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虽然对茶情有独钟,但由于酷寒的高寒气候,茶叶根本无法种植,只能依靠于川、滇茶叶入藏供饮,中原地区少有马匹,纵有些许,也皆体弱质差,而地处高原地段的西藏康巴正好盛产良马,这种出产与需求的互补,促使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于是“茶马互市”诞生了。

“茶马互市”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茶叶用作饮料,在全国各地皆为常事,而藏族同胞,尚未大饮。虽此前贞观十一年文成公主下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就带来了大批茶叶,其后亦有茶叶进入藏区,然而其清新明目,健脾养胃,祛劳提神的功效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饮茶之习惯尚不得善遍,全民饮用当推至后期。当然也是从官至民。唐代作家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唐朝使者常鲁公出使吐蕃,常在篷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后问道“此为何物?”,常答:“此为解渴去烦之物,名‘茶’”,赞普细察,笑曰‘吾亦存焉’,遂令从人取出大筐,常观,果为茶耳,皆为徽、闽、川之良物,然赞普不能用。后,常示之,且言其妙,至此,赞普饮之,藏胞亦然。”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势力强大,虽然存有大量的从外地搜罗或他人赠送作为珍贵礼物的茶叶,但除了极少赞普饮用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如何饮用,而从常鲁公在民间传以饮用之术后,喝茶的习惯也就给了藏民,茶文化开始进入藏区。藏民喝茶,汉民售之。茶马互市的兴起,无疑促进了藏汉经济的交往。唐朝在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茶马司”,作为市场管理机构。宋代开始,朝廷常与辽、金交战,所需军马更多,宋便将茶马交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以结善并控制西北各夷。当时,朝廷将茶叶的销售分为官茶和商茶,前者由政府机构采购交易,后者由茶商向户部纳税交易。但须限定数量和地域,明清两代大体沿袭旧制,只是到了清代晚期才将茶叶向民间开放。

天全是茶叶的盛产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更与藏区康巴相邻,因而“茶马互市”交易更盛,至明代经商户达60余家。“天全边茶”产量达2.9万担。过天全县城,出禁门,便是二郎山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地,相对于年代更为古老、被历代衙府称为“官道”的经荥经、泥头、磨西至泸定、康定的“大路”,此路俗称“小路”,所背之茶亦称“小路茶”,无论大路、小路一样要路经此处,一样要翻越三千二百多米的马鞍山和五千多米的二郎山,因而二郎山南麓山脚有地名曰“两路”。

翻山越岭,地势陡险,骡马难以通行,只有人手脚并用,方能攀援通行。所以各地古道中惟一造就了“茶马古道”上仅此从天全禁门关至康巴路段独有的风景奇观:人力背茶。背夫们相约十人、八人,每趟从茶商的库房里领取茶包,背往指定的地方。体力好的取20—25包,足有300—400斤。

背夫们领到手的茶包层叠摞好,用竹签串连固定,再以篾条编成背篼,套上双肩。背夫无论是谁皆自备食物,即玉米面和一小袋盐巴,仅此而已。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篾圈,俗称“汗剐子”专用于刮汗,手里拄着一根丁字形的拐杖,拐尖镶有铁杵,俗称“拐筢子”“墩拐子”。茶包一旦上背,沿途一般不得卸下歇息,待有平缓处,领头背夫(有地方称拐子师,也有地方称大背师)便审势路段和背夫负力情形,需歇一歇了,便扎下拐子,一声吆喝,示意大家找地方歇息。拐杖就是支架,茶包垫在拐子上,拐子扎在石头上,背夫们便都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痕迹。甘溪坡上、紫石关旁那些茶路上密布的“拐子窝”至今仍在荒弃而覆满青苔的石板道上隐隐现现。

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几千年,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虽然说现代文明替代了它,但它不是消失,更不是灭亡,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美好的过去,它是人类向前发展史上一座闪耀着光彩的里程碑,它光彩背后的神奇,源自于人类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

文章由中国珍藏级乌龙茶品牌平台益茶网(http://www.enettea.com/)编辑提供,益品道茶业,中国凤凰单丛品牌领导者。

茶马古道是指以茶为传播、贸易和消费主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手段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茶马古道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和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回到丝绸之路研究火热的80年代,还没有茶马古道这个称谓,那个时候有的是南方丝绸之路,直到90年代初,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完成了这条道路的命名,在最初茶马古道其实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思考方式。到现在,茶马古道可以是一段遗产、一个营销概念。

1990年7-9月,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陈保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六位青年学者(即后来的茶马古道六君子),在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以及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回回中甸,在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步行100多天,进行了一次当时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

考察的学术成果获得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文勋的首肯,六人联名的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其后被收录在张文勋主编的《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该书编辑时间是1991年,出版时间为1993年),这是茶马古道首次公开出现,其后,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陈保亚的《论茶马的历史地位》发布在1992年第1期《思想战线》:同期时间,几经波折,忠实记录此次考察经历和研究成果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索》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描述出来。最主要的是,六君子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当时无论在史学界、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机场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大众之前熟知的南方丝绸之路作了明确的区分,自此,茶马古道成为研究中国西部重要的研究模式,为滇、川、藏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觉。四川学者刘弘发现,也是从这时起,在中国西南区域,以茶马古道为主体的研究,全面超过了以丝绸之路为主体的研究。

由于前期南方丝绸之路热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产生后的前十年影响并不大,只是在小范围的学者间作为学术概念流传,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2000年后,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介入,加上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质普洱茶的热销,尤其是旅游业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的推出,它才逐渐深入千万万户,并最终成为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

茶马古道这一逐步升温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茶马古道逐步由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覆盖西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最终变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学者及其著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乎与六君子的著作同时,王明达、张锡禄合著的《马帮文化》,以云南马帮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马帮这一特有的贸易形势,以及马帮在商贸往来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文化特征。然而因此时茶马古道概念并未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或仅仅被部分学者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也就是从云南西北通往西藏地区的通道。

或许是鉴于此前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引起的人们的误解,2001年,木霁弘出版了《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一书,将茶马古道定位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中外交流通道、民族迁徒走廊、宗教传播大道、民族和平之路,并明确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不合适于作为研究滇、川、藏区域的视觉,第一次为茶马古道正名。

次年,木霁弘、陈保亚、王士元、丁辉等人开始考察茶马古道上的语言与文化,倡导并出版了系统研究茶马古道的丛书茶马古道文化丛书。而今这套丛书的《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上的西藏古树》等书已经顺利出版,其余著作还在持续编著出版中。而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时间里,出版的与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相关书刊,高达上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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