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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唐代佛教的发展情况。

2020-10-09 10:57:47分类:茶文化 阅读:92

 

唐朝建立使得分裂三百多年的中国重归统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繁荣发展,南北交通便利无阻。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之宽松的思想政策,为佛教在此时期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在唐代,佛教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名茶大多出于寺庙,如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以及北宋时期,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水月茶。和尚由于不参加生产劳动,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研究茶叶。而我国寺院又多建立在偏僻的山区,自然环境良好,云雾多,易排水,土壤条件适宜,为僧侣的摘茶种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寺院则自然成为产茶的源区,僧侣成为栽茶种茶的主力。中唐以后,南方寺庙几乎是无庙不种茶,无僧不饮茶。唐代寺庙种茶风气也逐渐推动了民间种茶风气的形成,茶叶成了全国最流行的种植作物;茶的种植和生产也趋于规模化和专业化,全国各地也出现了茶园,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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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文化图片

二、唐朝佛教与饮茶风气

在寺院,僧侣长时间的打坐会造成身体疲乏,精神困等问题,饮茶风气也逐渐形成。到了唐代中期,经济的繁荣,南北交通的便利,使南茶北运成为可能,饮茶风气普及全国。城市茶肆的兴起,乡村茶店的兴起皆体现了茶已成为民众品尝饮用的常态;在寺庙中,和尚静坐打禅,宿夜不寐,难免产生困倦,而茶便成了僧人所喜爱的饮品。随着茶叶在寺院饮用的增加,社会民间大众的饮茶风气也逐渐形成,邻里街坊喝茶谈趣便成了民间乡里生活的常态。自然,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中,纳凉休息,吟诗下棋,茶,可谓是必不可少。

唐代茶叶生产的发达,需求量的增大,也使得茶叶技术不断提升,制茶方法不断精细,对于茶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唐人讲究鉴茗,品水,观火,辨器,在饮茶方式上,讲求煎茶所用饼茶,煮茶讲求三沸,酌茶讲求隽永;在唐代寺院中,设有茶堂,僧人们在茶堂里招待宾客,畅聊茶事;茶僧在外采茶摘茶,精研茶叶;而每日堂前,佛前还会摆放茶汤,来作为供奉之品。饮茶风气的流行,茶事的兴盛,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也在此时期,我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其中日本的茶道便是这一体现。

三、唐朝佛教与茶话诗词

在唐朝,佛教大为兴盛,诸多热爱诗词的文人涌现了出来,他们将佛教的虔诚,静心,无虑与诗词结合起来,以此表达内心的情感;更为甚之,除了以文学形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禅理外,禅宗思想也逐渐转化为诗人词者的思想观念,为人处世和个人领悟。杜甫,与佛教一生有缘。喜游历佛山,参拜佛寺,研习佛经,尊崇佛理,他的诗词也蕴含佛般意蕴。晚唐时期,生不逢时,他的诗词多蕴含现实主义思想,惆怅命运,因而也往往萌发出世的思想。开元二十四年后,杜甫游洛阳龙门,并夜宿寺院,面对月色,他不觉感到平淡自然,心生佛理;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王维,晚年时期,无心仕途,潜心佛教。他在诗与佛教中寻找人生的真谛,还常常穿梭于寺庙间,创作诗画,并且画了很多的佛像。唐朝时期,仕途不顺的政客官人,心情不快的文人墨客常常借茶消愁,面对坎坷失意的现实,品茗清淡无奇的茶水,便不觉有感而发。

四、佛教与禅茶

佛教崇尚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佛教讲求清心安逸,远离世俗繁杂之事,追求精神的超脱与自在,而茶,清心寡欲,宁静恬美,讲求神怡安然;佛教与茶,禅宗与茶意便可通,可融。禅的精神融人茶中,而茶的韵味与佛教皆通。佛法讲四大皆空意在告知我们认清社会自然万物,寻求内心的超脱与自在,淡泊名利,心容四方,提升精神境界,以达到人生真正的洒脱。于社会实际中讲,体现为感恩,包容分享结缘。感恩世界,感恩自然,怀着感恩的心去面对事物,处理问题;包容万物,于天地间,于社会中,有容乃大;善于分享,分享痛苦,享受快乐;结缘,结善缘,善结缘,像缘于茶一样,净化社会,温暖人生。

综而观之,唐朝佛教对茶叶生产,饮茶风气,茶诗茶意产生了深远影响,禅茶一味,禅与茶结缘已久,佛教赋予茶文化独特的禅宗魅力,茶文化也使禅宗更具有中国韵味。

石窟造像产生于古代印度,石窟最初只是佛教僧人利用自然山体洞穴,作为修行、坐禅、集会及生活之用,后来逐渐演变成人为开凿洞穴雕塑造像,主要是供禅定时观想所用。再后来在雕凿时慢慢增添了装饰功能,融入了更多的艺术语言,成为石窟造像艺术。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内地,并与中国本土艺术相结合,因此在今天的四川、新疆、甘肃的一些地方都有东汉时期佛教石窟艺术遗址被发现。进入魏晋南北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佛教与佛教石窟造像艺术在中华大地迅速地兴盛起来,桂林石窟造像艺术在耸立多姿的石灰岩崖壁上开始相继出现。

一、桂林石窟造像的大致分布

广西桂林拥有早自南朝下至明清的古代佛教石窟造像艺术,这些石窟造像分布在西山、骝马山、伏波山、叠彩山等处,总共多达602尊。西山242尊石刻造像分布在西峰、观音峰、千山峰及立鱼诸峰,基本是中唐以前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观音峰李实所造佛像3尊,保存完好,为桂林石刻造像之冠。骝马山石刻造像共23尊,位于山的北麓,是典型唐代风格。伏波山239尊造像分布在吕祖洞、环珠洞和千佛洞中,分属佛教、道教与其它石刻造像。叠彩山风洞造像反映了唐代佛教与道教相争斗法和最终唐武宗毁佛灭法的情况。这些造像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唐代以来广西桂林佛教发展的历程,而且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佛教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

1、桂林西山

西山曾为古代佛教胜地。唐代建有西庆林寺,亦名延龄寺、西峰寺,为当时南方五大禅林之一。唐宋时这里殿宇辉煌,星罗棋布。一时高僧名士云游于此,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今尚存佛龛90余座,石窟造像200余尊,主要分布在西峰、观音峰、千山峰、立鱼峰、龙头石林一带,多为唐代作品。

西峰为西山主峰,与观音、千山、立鱼为连座峰林,位于3峰西部,海拔357米,相对高度107米,东西长1600米,南北宽97米,山体面积82.25公顷,由距今3.5亿年前石灰岩地层组成。崖壁上相对较小的石窟造像,人物脸部在文革时几乎被损毁殆尽。此峰崖壁上的毗卢遮那佛造像相对比较完好。

观音峰在西山西北,海拔328米,相对高度178米,高度仅次于西峰。这里是摩崖造像的宝库,沿石磴可攀峰顶,道侧有佛像数十龛,百余尊、高者2米,小者数十厘米。半山脊有著名的毗卢遮那佛,为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李实所造。佛龛为天然石窟,高3.8米,宽2.6米;像高1.20米,胸宽0.79米,盘坐莲台上;台高0.52米。佛旁趺坐高0.9米莲花,菩萨左右各一,下有“造像记”,记载了造像年代和经过。

千山位于西山东南,海拔357米,相对高度207米。唐贞观年间(627~649)建有千山观,宋时重建。宋代诗人、广西经略安抚使张孝祥书“千山观”三个大字,后由靖江知府李曾伯摹刻上石,现遗址尚依稀可辨。此山崖壁上雕刻的最精美的石窟造像位于山腰间,其造像与观音峰崖壁上的毗卢遮那佛造型相同。

(西山观音峰第14号窟)

(西山千山第24号窟)

2、桂林伏波山

伏波山位于桂林市区东北,孤峰突起,西枕陆地,东临漓江,有遏波伏澜之势,因唐代曾在山上修建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祠而得名。伏波山摩崖石窟造像主要集中在还珠洞和千佛岩,均为唐宋时期所造。

还珠洞位于伏波山的山腹,古时只有临江的一面有洞口,要坐船方能进入,后来人们在西面和南面开凿了两个口,这才可以从陆地步行入洞。现在的主洞口南向,高2米,内高4米~6米,宽6米~8米,总长

120余米,面积600余平方米。唐代的佛教徒们在洞中雕凿了不少佛像,一般能辨认成形的有239奠,加上斧凿痕迹尚未成形的共有400尊之多,成为唐代崇尚佛法,佛教盛极一时的标志。

千佛岩在伏波山腹,与还珠洞相连。3层:上层南北长6米,东西宽7.4米,高12米,面积44平方米;中层距上层2.3米,宽与上层同;下层高2米,长20米,宽1.5米,面积50米。3层总面积约133平方米,可拾级盘旋而上。顶层刻有佛像36龛239尊,这里的石窟造像多为晚唐作品,面目容貌慈祥,体态清秀,服饰简朴,刻工精细,有的还镌有“造像记”,距今1140余年,是宝贵的佛教艺术杰作,有很高的鉴赏和研究价值。

(叠彩山1龛多尊石窟) (伏波山1龛多尊石窟)

3、桂林叠彩山

叠彩山旧名桂山,它位于桂林市中心偏北部的漓江西岸,与城中的独秀峰,漓江畔的伏波山鼎足而立。山体总占地10.8万平方米,唐朝诗人元稹的侄子元晦游览叠彩山之后,写了《叠彩山记》,记中说:“按图经,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故以为名。”由于越山、四望山、明月峰与仙鹤峰4峰组成。山上石窟造像很多,其中的太极阁摩崖造像和石刻艺术价值很高。摩崖石窟造像90多尊,主要分布在风洞和仙鹤洞两处。风洞造像多为唐末宋初的佛教艺术品,仙鹤洞多为明清时期的诗文、题名、图榜等,为文物的精华。

风洞位于明月峰山腰,总面积约140平方米,全长20米,最高处5米,最宽约9.2米,中间最窄处仅仅通一人,形成前后两个洞,南北开敞,呈葫芦状。风洞原是一条地下古河道,两头大,中间小,由于所处地势高,形成对流,两端过风的断面大,中间小,风速增大,压强减小,风不断补充,因此一年四季劲风不停。风洞既是风的世界,又是文物宝库,洞中文物古迹荟萃,摩崖石窟造像云集,有唐、宋摩崖佛像24龛90尊,表现的主要是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及他们的胁侍菩萨、胁侍弟子,其中刻得最精美的是第015号龛毗卢遮那佛像。风洞的造像多为宋代所刻,宽袍大袖、穿着保守;少量是唐刻,蜂腰裸臂、衣着开放。带有鲜明的地方风格,与“唐肥宋瘦”的北方造像特点不尽相符。叠彩岩中的小卧佛与北牖洞的大铁罗汉,均为佛教竖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弥勒,是桂林山水一个重要景点。

二、桂林石窟造像的造型特征

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其传入途径一是西北丝绸之路,二是南方海路,三是西南的毒路。著名的石窟造像,如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是沿古丝绸之路由西向东分布。佛教从南方海路传入主要是由印度恒河口泛海到我国广州或经越南,进入两广地区。沿珠江、西江、漓江、灵渠、湘江北上,这是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途径,桂林则是南北交往的必经之地。西山曾是这条南方传播途径中岭南的佛教活动中心之一。所有桂林石窟造像在造型特征上与印度释迦牟尼成佛地——菩提伽耶大觉塔佛像比较,其发型、五官和坐姿等都甚为相似,为同一类型,与印尼爪哇地区的佛像造像相比较竟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在1940年抗战期间,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先生,他在考察摩崖佛像时,认为桂林佛像“虽其形制之钜丽与造作之精巧,以视山西大同云冈与河南洛阳龙门等地之佛教造像,均不逮远甚,然以作风与印度菩提伽耶(Budhi--Gaya)大佛像与南洋爪哇佛楼(Borobudur)大佛像,多相近处”,断定桂林佛像的造型特征是受印度、南洋佛教影响,“在中国可谓另一系统之佛教艺术遗迹”。[1]并指出桂林是印度佛教自南洋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而西山就是佛教活动中心之一。

一种文化的传播,有着模仿、同化、再造的过程,佛教石窟造像制作的相同或相似,必有其图式传播或工匠传习的关系。桂林西山观音峰毗卢遮那佛造像及伏波山还珠洞上层左壁临江雕凿的毗卢遮那佛造像,两尊在造型上基本相同。西山观音峰南麓,第13号窟有一龛三尊造像,中间为毗卢遮那佛像,两边为菩萨。佛像高约2米,为桂林石窟造像中最大者。佛的面部造型圆长而端重,耳长至下颌肩,鼻梁略高,眉宇轩昂,目形扁长而温肃,口合而唇微翘,表情和顺,发型高肉髻。右手轻按右膝,手指指伸下垂,取“触地印”,臂饰钏。左手仰置足上,掌心向上结“定印”手腕戴镯。衣襟斜披,袒露右肩右胸,肩圆胸实,肌肉匀称,腰腹紧缩,袈裟简朴轻薄,二足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身后浮刻莲花瓣形背光图案。两旁的胁侍菩萨,头戴花冠,颈部饰环,面长颐方,肩宽腰细,全身大都袒露,仅一帛由肩斜披腹下。右者拱手胸前,左者手戴镯,双手合适,均侧身向佛,端坐于有梗莲蓬台上。整座石佛雕刻刀法洗练,线条流畅优美,且又粗朴洒脱,其艺术风格极似印度菩提伽耶大觉塔佛像。佛的左手下方刻有造像题记。

(西山观音峰第13号窟)

总体上看,桂林石窟造像虽没有龙门、云冈石窟造像宏大,却不乏南方的钟灵毓秀,玲珑精致,与桂林独特的岩溶地貌山水环境十分和谐。石窟造像的共同特征是:面部造型丰满,耳垂至肩,宽胸细腰,袈裟轻薄贴体,斜襟飘逸,神态安然温和。石窟造像随着汉末佛教的传入,在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有着不同的时代造型特征。而广西桂林石刻造像在大的时代审美特征基础上又有着自身的特点,诸如西山石窟造像多采用薄雕与阳文线刻技法,线条活泼明快,是中唐以前的作品。骝马山23尊石刻造像多采用薄雕与阴文线刻技法,面庞丰腴,秀眉凤眼、体态修长、袒胸露臂,神态端详,具有强烈的佛像表现力和唐代风格。伏波山石刻造像身材清秀、人物面容慈祥、袈裟轻薄、线条流畅,多为晚唐风格。叠彩山石刻造像具有明显的宋代特点,人物造型雕刻较粗糙,特别是脸型瘦削、且神情忧郁。总之,从不同时代造型特征诠释桂林石刻造像是深入研究石刻造像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桂林石窟造像的人物组合布局

石窟造像的组合布局是受佛国等级制度影响,佛国世界是以佛为中心。佛教教义宣传的是众生平等,但在佛教石窟造像的艺术处理上却是采取“不平等”的形式,往往佛居中心位置,形体塑造格外高大突出。菩萨、弟子、罗汉等按等级逐渐低矮,侍立两旁,如众星捧月。这种程式化的组合布局在桂林石窟造像中仍为定式。

佛是佛陀的略称,按佛教教义为觉,觉包括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层意思,为佛门修行的最高果位。菩萨只具备前两项,弟子(罗汉)只能做到自觉,凡夫一项都不具备。佛法无边,普度众生,故形象也超凡脱俗。古代佛教造像均按照《造像经》“八十种随形好”的规定。对于佛,人无能见其顶,故佛头上长有高高的“肉髻”,“无憔悴容”,故面带慈祥之气。“刚强之人见则调伏,恐怖者见即安稳”,故佛有威慑之色,面容中慈祥与威严兼而有之。“鼻高圆直而孔不见”,故大佛鼻头底下是平面而无孔。鼻梁与额头直通,显得智慧广大,把仅仅用于呼吸的鼻子与思维部位额头联系起来,成为智慧的一部分。鼻孔不现既体现佛教教义,又保持了形体的完美。佛像嘴唇不薄不厚,嘴角微微上翘,成功的雕像大多如此。佛的耳朵饱满垂轮最现气质,使得面部形成横宽的错觉,整体上有平稳下压之感,增强了佛的面部表情的大气、庄严。佛大多为坐姿,高而突出,底座呈金字塔形,庄重而稳定。佛的背光作船形,顶如攒尖,造成上升腾起之势。雕凿精到的造像与雕凿简练的背景形成对比,一繁一简、一细一粗,相互衬托辉映。[2]

菩萨是菩提萨陀的略称,意为以佛道成就众生。菩提是自行,萨陀是化他。菩萨是助佛弘扬佛法的得力助手,其修行程度仅次于佛,能做到自觉和觉他。其形象在形体造型上低于佛而高于其他。五官也较佛略小,面容较少威严之气而多含微笑,姿态也不像佛那样正襟危坐,体态动势多婀娜多姿,富有亲切感。

弟子是比菩萨还要低一等的弘扬佛法者,在造像中最为常见的是迦叶和阿难,一老一小。在塑造形体上总要比菩萨略矮一些,其形象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迦叶饱经风霜,皈依佛门,是释迦牟尼佛圆寂后全印佛徒第一次集结的召集人。其形象虔诚朴实。阿难年轻英俊,聪明机敏巧于应变。二人始终服侍伴随释迦牟尼佛的左右。按佛教教义,就佛而受教育者为弟子,故弟子对佛教教义已有透彻的理解,因此其形象往往既带有常人气质,又与凡人有所区别。

(西山龙头石林第35号窟)

在桂林石窟造像人物组合布局中,完全可以领略到佛教教义中的等级排序,以及石窟布局“不平等”的艺术处理形式,现就具有代表性的石窟造像加以分析说明。在西山观音峰的第12号、第13号石窟,千山第24号石窟和伏波山的佛像石窟,均是一龛三尊造像,一佛二菩萨,佛端坐在莲花座或金刚座之上,居石窟中心位置,形体塑造格外高大突出。左右文殊、普贤二尊菩萨像、形体服饰大体相同。在西山的观音峰与千山之间的山坳中的龙头石林,小型石窟造像比较集中,其中有代表性的34号石窟与伏波山的一处石窟造像、叠彩山一处石窟造像均为一龛五尊造像,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佛像左侧是弟子迦叶,右侧是弟子阿难。群像主要突出刻画毗卢遮那佛,人物形体雕凿按等级排序逐渐低矮,共同烘托出宗教艺术的整体气氛。

综上所述,石窟造像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教义和传说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雕塑的传统技法和造型特征,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桂林属于典型的碳酸盐岩溶地貌,因此也就造就了它特有的石窟造像艺术。桂林较大型石窟造像数量不多,但小型佛像随处可见,分布零散。造像题材简单,多为一佛,或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像具有丰腴饱满而比例适中的形体,端庄稳重的神态,和“曹衣出水”式的线条之美,圆润细腻与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宗教美术史上别具特色。可以说桂林石窟造像艺术无疑为桂林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注入了浓郁的人文色彩。因此,自然景观与文人景观造就了这座历史文化古城

,使桂林成为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与历代名人的摩崖石刻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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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接着隋代之后,百业兴起,生活和乐,通常这样的社会都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此时期的佛教确实有了长足发展,因为唐朝政府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

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

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盘》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宗时(745)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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